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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並不意味著其公共安全和同質性多高，而在於不同文化的碰撞、經濟的增長和密集的人群。
在城市規劃專家和熱心市民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話題能比城市排名更能引起爭議的了。真正讓一座城市變得「偉大」甚至「宜居的」到底是什麼呢？答案和這些調查的評定標準一樣往往都帶有主觀色彩，是狹隘的，甚至還帶有誤導性。一座「偉大」城市的上榜理由可能也是另一座城市的致命傷。《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Monocle 雜誌和美世 (Mercer) 生活質量調查近期分別出爐了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排名結果卻極為相似。排名靠前的大多數席位主要是歐洲一些環境優美但保存完好的古城，如蘇黎世、日內瓦、維也納、哥本哈根、赫爾辛基和慕尼克，以及歐亞非三大洲以外的大都市，如溫哥華和多倫多；新西蘭的奧克蘭和澳大利亞的佩思和墨爾本。
只有 Monocle 將東京這個真正的全球國際大都市排在了其榜單靠前的位置。《經濟學人》的排名顯然冷落了美國城市——只有匹茲堡的排名靠前，在140座城市中位居第29位。我們所能說的是大多數美國城市的表現要好於排名墊底的辛巴威哈拉雷。檀香山在 Monocle 的榜單中獲得不錯的第11名，在美世的排名中也躋身前30位，同樣擠進前30位的美國城市還有排在第29名的三藩市。但對美國熱心市民而言，這樣的排名遠不能達到他們的預期。為了理解這些令人相當頭痛的排名成績，人們必須弄清這些調查所使用的評判標準。文化制度、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環保」政策和其他評判「宜居性」的標準佔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排名結果也嚴重偏向於發達地區的緊湊型城市。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社會底層人數很少，而且兒童的數量也相對較少。事實上，大多數這些城市都處於出生率較低的國家，如瑞士。該國的平均生育率在1.4左右，位居全球最低行列，比美國整整低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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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地方是各種團體理想的觀光場所，如旅行中的企業高管、學者和研究人員，他們也是這些調查的物件。憑藉隨處可見的秀美風光、數量頗豐的公園和優秀的基礎設施，這些地方有多數已成為 Wharton 的 Joe Gyourko 口中的「多產性觀光勝地」。「多產性觀光勝地」是指科羅拉多州阿斯彭或 Vail 或佛羅裏達州棕櫚灘的一種以商業為導向的觀光場所。檀香山是一個例外，它更多的是一個度假勝地，而非一個熙熙攘攘的商業中心。
然而，這些是評價一個城市的最佳標準嗎？在我看來，造就歷史名城的並不是其安全性、衛生設施和同質性有多好，而在於其經濟增長、文化多元性和社會活力。一座偉大的城市，應該像勒內-笛卡爾 (Rene Descartes) 筆下的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那樣，存在「無限可能」，是一個充滿想像的地方，能夠吸引志向遠大的移民、家庭和企業家。
這些地方令人心馳神往，它們吸引人們的不是愜意的旅行或者優雅的餐飲，而是更加積極向上的生活方式。從本質上而言，這些地方是喧囂的，甚至有時令人迷惘。雄心壯志的人們往往充滿鬥志和競爭欲望。試想，偉大的歷史名城——古羅馬、伊斯蘭世界的巴格達、19世紀的倫敦、20世紀的紐約或者當代的洛杉磯、休士頓、上海和孟買，無一不是如此。
這些城市所代表的都市生活與蘇黎世、維也納和哥本哈根所擁有的井井有條的城市面貌大不相同。你不會使用「喧囂」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這些人口一般不足200萬的都市，而「沉悶」和「秩序井然」也許更為恰當。
和平與安寧固然美好，但這對於促進全球文化和商業繁榮而言並不能起到多大作用。當一些新來者並不僅僅作為遊客或旅行的高管，而是作為移民者闖入當地居民的生活時，城市的發展和變革也隨之而來。偉大的城市在其輝煌時期都曾經歷過這種動盪的衝突。
在這些新城市，舒適比活力更為重要。以移民問題為例：與處在鼎盛時期的阿姆斯特丹或者今天的倫敦和紐約不同，大多數的北歐國家對移民者懷有敵意，其中一些國家還形成了頗具勢力的本土主義黨派。這些黨派並非針對企業高管精英和學者，而是針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新移民。在某些情況下，移民者能夠享有比具有相同社會權利和義務意識的同質性國家完善得多的福利體系，這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當然，對於真正的企業家來說，這些城市並不是完全沒有福利和優勢。畢竟，瑞士擁有聞名遐邇的銀行、赫爾辛基擁有引以為豪的諾基亞 (Nokia)，而丹麥依然是一個先進環保製造技術的重要中心。此外，溫哥華通過大幅的稅收優惠吸引了美國人前來拍攝電影和電視節目，並且還將舉辦冬季奧運會 (Winter Olympics)。然而，這些城市都不能看作現代全球經濟的主要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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