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演藝學院畢業禮上,一群學生以各人僅有的六秒鐘,向嘉賓梁振英表達心志﹕有人三鞠躬,有人喊求真普選,有人舉中指,各式各樣。學生的六秒惹來社會熱議,有人稱許,也有不少論者指罵學生目無尊長、桀驁不馴,如「紅衛兵」般被煽動作亂。面對「鬧事」學生,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院長舒琪道,「學生全都是成年人,我相信每個學生做這個行動,一定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他語調平靜而堅定,「我們一定要信任學生,這自由、這權利,是學生本身的」。

藝術教育不是「教」 是要明辨好壞

對於學生的抗議行動,舒琪坦言不意外。台上抗議並非首次,上兩年的嘉賓唐英年和林瑞麟都曾接招,只是今年的抗議方式更為多元,而學生亦事先張揚,在面書開設「演藝畢業生好好招呼689」群組,討論如何應對。事實上,校方亦早早向畢業生詳列指引,第六項便要求上台學生bow once to Mr. Leung(向梁先生鞠躬一次);學生的拒絕低頭,或各種六秒表態,引來衛道者嚴正批評,數罵他們毫無尊長之心,不守禮節違訓犯規。舒琪理解批評,但認為毋須與之爭論,「每個人的立場好難改變,爭辯是沒必要的」。他認為,這些批評正正反映罵者忘記了大學教育的真義,也不了解何謂藝術教育,「我們是一家藝術學院,藝術更加沒有任何規條。藝術是要打破規條,藝術教育是要讓同學去explore更多可能性,學習independent thinking(獨立思考)」。

「學生不需要我們教,那不叫教,是互相啟發。如果是教,學生都在教我們。教育不是我說給你聽,真真正正的教育是互動過程。我做了老師這麼久,我覺得在教書過程中領悟的,學生給我的也很多。」舒琪說,在面對集體時,互相認可的規條是需要的,但老師權力並不能凌駕一切,「學生也可以選擇不遵守(規條),如果他有他的理由」。他提到令他引以為傲的電影電視學院傳統,「不強迫同學在拍攝上做任何老師旨意的事,老師會有意見,但最後接不接受,是同學的意願,我們不會叫他們依老師旨意行事」。無垠自由空間,是藝術賴以騰躍的氧氣。

舒琪經常寄語學生,「無論選擇什麼崗位,導演、編劇、攝影也好,這裏只是學校,我們提供一套理念、一個系統讓你去掌握技巧,不表示你出來便能做到想做的崗位。實踐還要走更長的路,要積累很多經驗」。藝術不能急進好大,必須默默耕耘堅持,即便追夢無期,「你想做導演,一生也做不到,但有一件事你已完成了,那是極重要的,那是你一生中,做了一個很好的觀眾」。懂得選擇,明辨好壞,擔起為香港文化去蕪存菁的重責,「電影最需要的不是創作者,而是好觀眾」,「如果全香港都是好觀眾,香港就不會有壞電影,因此電影教育很重要」。

「生活不能脫離政治 藝術來自生活」

由藝術教育裁植的自由精神,往往會滲進自身生活,進而燒燃至社會和政治層面。有人認為藝術應「待字館中」,以陶冶性情為任,有政客更謂「有政治成分並非藝術品」,身為資深影評人兼導演的舒琪說,「藝術是生活,生活每件事都可以變成藝術,如果我們承認生活不脫離政治,因此藝術一定包含政治」。他認為,最好的藝術,或藝術家要執意追求的一種目標,是藝術必須回應時代,才能經年不衰,「藝術最重要的,是它同時包含記錄和回應時代。何以藝術品一百、二百年後也是藝術品?因為幾百年後人們再追溯這件藝術品的內涵和形式時,能夠看見一百年前的時代」。他研究粵語片,正因為在這些黑白舊影中,潛藏着50年代先輩的生命歷程,並記錄着他們身處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這一切交織了整個時代的輪廓,浮現於影像,「生活不能脫離政治,藝術來自生活」。

佔中為公義 當然支持

早前在面書表明將參加佔領中環的舒琪說,「這個社會已經去到一個moment,不可能不發聲,不可能不表示我們的不滿」。行會成員李國章邀約各大院校之首,以偷竊喻佔中,囑校長若有學生參與佔中,「不應護短」,舒琪坦言﹕「我最驚訝是如此德高望重,或滿腹經綸的學者,看問題可以如此簡單。他怎可能把公民抗命和偷竊行為相提並論?偷竊是純粹滿足個人貪婪的欲望,公民抗命是為了公義,兩者不可能相比。」

對被指「荼毒」學生參與佔中,他直言,自己純粹以個人身分參與佔中,和職業無關,而且「每個學生都是成年人,是否如此容易被我荼毒?」他一直恪守藝術教育的真義,與學生開放討論,從不強加立場,「我們希望啟發學生或讓他們明白,要有詳細思考才作出每個決定,無論是行動上或創作上。學生有理由行動,我們沒理由反對,更何况是為了公義」。藝術絕不會脫離政治,歷史上屢有先賢作範。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十六歲參加同盟會,曾以戲箱偷運軍火到廣州支援革命,試過在戰場上搬屍,更隨孫中山北伐拍攝紀錄片為歷史補白。那一卷卷底片,不單捕捉了時代靈魂,更是歷史巨輪下,個人追求超越價值的明證。

文 阿離